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凯宫纺机苏延奇:踏上地下冒险

DATA:2013-1-5 22:51:35, CLICK:147, EDIT:sdcm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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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似乎这是每个过渡社会都会面临的景象:就好比在一个除旧迎新的时刻,人们总是在乐观的情绪中雀跃,并总是对“新”充满着希望。而正是同样的时刻,还存在着另一种事实:以往旧的模式正在慢慢瓦解,新模式尚未成熟且坚固的建立,这往往带来的是混乱和迷惘。
  
  这是最坏的时代,这是最好的时代,有的人看到的是日薄西山,也有人看到的是蓬勃气象。好在,这个时代的脉搏,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力量,因为面对这样一个时代,担负起希望,同样也担负着价值重塑的,是这样一批年轻人:他们勇敢、勤奋、敢于冒险、不怕失败,他们已经在路上。
  
  21世纪是创业的时代,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聚焦在创业和创新水平上。而创业型经济具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,转变经济增长方式,和扩大社会就业的显著作用。“十二五”也是我国纺织工业由大变强的重要时期,为实现全面建设科技、品牌、人才、可持续发展强国四大战略目标,创业型经济更显尤为重要。此外,创业精神彰显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未来,创业经济的崛起,青年人责无旁贷。
  
 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一群怀揣梦想,敢于挑战的年轻人,他们早已冲进自主创业大潮中,成为时代的弄潮儿;与此同时,我们也注意到,大规模的民企创业史上第一任大传承时代已经到来,中国将有300万的家族企业要在未来的五年到十年完成交接班,中国纺织企业更是如此,而接班对这些二代而言,已经远远不止于守成,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创业。他们有更高的文化水平、更广阔的视野,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也更强,对于企业的转型升级是一针“强心剂”,因此他们创业、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培养,正是民营企业将“生死坎”的交接期变成转变企业发展方式机遇期的重要一步。
  
  真正的创业精神,既不是在失败和成功之间的赌注,也不是为了攀登权力顶峰的忍辱负重,而是不安于现状、超越自我、挑战极限、享受创造的过程和心理体验。作为渐渐担负起或者已经担负起这个时代中坚力量的青年一代,他们身上那种勇敢、勤奋、创新、责任等精神品质,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时代创业图。
  
  此次“青年创业先锋”的系列报道,我们采访了一些行业内的代表性人物,他们的故事并不是可以赚钱致富、或者让你年纪轻轻就名利双收的指南手册,我们更应该从中看到的是勇于承担、敢于冒险的年轻气质,他们与社会大环境互相作为,通过自己的行动和价值观,一点一点的微改着这个时代,并终将影响未来。
  
  无论怎样,今天的他们已经勇敢地站在了年轻的战场,为冒险,为担当,为梦想,为希望⋯⋯请用力为他们鼓掌!
  
  苏延奇:地下冒险
  
  这是一个典型的草根一代与精英二代传承的故事,其最终的默契在于各取所长,相互依赖。对于继承家业,他没有考虑太多,只因责任而义无反顾。无论是从长相还是个性来看,他都跟父亲不太像,而正是这对互补的最佳组合,让人艳羡的开拓着商业新版图。其实这些都无所谓,只因他们拥有同样的姓氏,并都以此为荣。
  
  接过苏延奇的新名片,上面有了新的身份介绍:江苏凯宫隧道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。现在他的大部分精力也都放在了凯宫全力拓展的这一新领域上面。记得两年多前初次见面,他刚从美国回来,也刚进入父亲的公司,“正在熟悉和学习”是他当时介绍自己的方式。两年之后,再次见面,凯宫“盾构机”的厂房里,苏延奇早已不是学徒,而成为这场战役的重要布局者。
  
  他与很多需要接管家族企业的二代一样,有着优于旁人的机遇,也有着更多的选择与便利,恰恰是这样,也让他们面对了更多的挑战与质疑。对于这些,苏延奇的想法就如意大利汽车王国菲亚特的后代拉普·埃尔肯高喊的那样:“拥有与生俱来的机会,如果我不做出些什么成绩,便是耻辱。”不同于父亲的纺织机械,选择盾构机,一种隧道掘进的专用工程机械,作为证明自己能力的主场,苏延奇开始了他的地下创业冒险。
  
  因为责任
  
  上海同济大学本科毕业后,苏延奇就去了美国,继续攻读硕士学位。即便是面临毕业,他也并没有太多去想接管父亲公司的事情,而是打算留在美国当一名工程师。毕业之后,一切都如预想的那样,苏延奇和妻子都在美国找到了相当不错的工作,并打算长居在那里。
  
  回国的转折点,是在2008年。当时金融危机席卷全球,“越是在美国,越是在接近华尔街的地方,你就越能感受到瞬间倒塌,什么都没有了的那种恐惧。”苏延奇深有感触。当时他也经常与国内的家人通电话,聊天的时候,尽管父母一再将困难隐瞒,但他仍然能感觉到这场危机严重影响了中国,父亲企业处境艰难。
  
  苏延奇决定先回国看看,他向美国公司请了一个长假。回来之后,在企业呆了一段时间,发现公司的困难比预想的要大很多,父亲更是心力憔悴,面对这种状况,他毅然决定回国。其实,当时的他也并没有想太多,因为学习专业的限制,也没想到回来究竟能帮上父亲什么忙,只是因为作为儿子的责任,他清楚知道,现在家里是需要他的时候,“我觉得能让父母天天见到我,他们的心情也会好很多,我回国最大的动因就是想让他们心情舒坦一些,没什么牵挂,有什么事情可以有人商量。”正是这种血浓于水的简单亲情化作发展家族事业的一股强大动力,苏延奇和妻子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生活环境,回到了父亲的公司帮忙。而父亲苏善珍内心从来就没有放弃将他召唤回来的念头,对于儿子作出的这种选择,他有些自责地说:“做父亲的我很霸道,儿子工作那么好,还要回来跟我受罪。”只是,这语气还带有更多成分的欣慰、自豪和骄傲。
  
  踏上新征途
  
  一直以来,凯宫都是在纺织机械领域做得风生水起,一次的出访,让苏善珍看到了新的机会,“盾构机”这一新领域不仅给凯宫带来了新的机遇,也给儿子苏延奇带来了真正的用武之地。此次的选择,苏善珍从有想法开始,便将儿子拉了进来,之后便将大部分的主动权交给了他。
  
  2007年,苏善珍跟着苏州市的领导参观了北方一重工企业,在那里,苏善珍第一次了解到了“盾构机”这个领域,也许是多年商场的打拼,让他有了极为敏锐的判断力,他觉得这也许就是凯宫再提升的又一次机会。有了这个想法,苏善珍立即打电话给当时还在美国的苏延奇,跟他聊了这个事情。对于尚未参与到父亲公司运作的苏延奇来说,并没有太多的能力去做出决定,于是就在美国做了大量的调研,分析了美国同类公司的情况,翻看了很多相关的报道,包括对中国整个大的经济环境和城市规划都做了充分的研究,最终觉得这个领域还是非常有发展前景的。“机会来自社会的变化,而我们紧紧用双手抓住了它。”苏延奇对于自己新的征途,有着很强的信心。2007年,是中国隧道机械爆发的年份,随着城市的发展、扩容,人口、地产的增多,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地面交通发生了障碍,已然承受不了那么重的负荷,地下隧道工程成为各个城市建设的主要考量,因此隧道机械应该是社会变化带来的难得机会。
  
  但是这个产业的门槛非常高,不是说你有资金有技术就可以干的,也不是凭着一腔热血就能干好的,对此,苏延奇下了很大的功夫,“当时公司的纺织机械没有太多我能插得上手,而盾构机则是我从一开始就跟着的,包括前期的很多调研,也都是我来完成的,相对来说会比较了解,于是就决定把这一块承担起来。”一开始,苏延奇的工作主要围绕三个方面,一是市场调研,一是跟政府打交道,还有就是请专家。而在请专家上,苏延奇的学历和留学背景,多多少少起了一点作用,因为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很有名,通过大学老师的介绍,苏延奇顺利地请到了行业内的盾构机应用专家和理论专家,而他们当中大部分也都是苏延奇的校友,关系就又近一些了。这些专家到凯宫后,作了很多关于盾构机方面的认证,而在专家的指导下,苏延奇也是带着自己的团队一次次的修改,一次次的完善,最后终于开工了。
  
  如今,一个一个的订单,是对苏延奇最大的认可,对此他只是谦虚地说:“这只是一个开始。”
  
  上阵父子兵
  
  采访过程中,苏善珍接到好几个电话,有政府的、有客户的,而他总是不停地说:“具体的事情,我让我儿子来跟你谈。”于是就把电话交到了苏延奇的手中。话里话外,苏善珍对这个儿子也总是赞不绝口,对于这几年苏善珍的有意栽培,苏延奇也并没有让父亲失望,以至苏善珍多次重复这样一句话:“我把这个企业交给他我放心。”对于一个白手起家,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基业,说出这句话,苏善珍需要底气。
  
  苏延奇对于父亲,同样是敬佩不已,即便这是一次以他为主的采访,但他说一定要提到父亲。苏善珍是在1984年左右开始创业,当时的苏延奇还在农村跟着奶奶一起生活,并没有太多的印象,而到了1988年苏善珍又将自己的创业版图迁移到了县城,而他在县城打下的天下也并不是很大,一年收入也就一两百万,到了1997年,苏善珍就把之前所有的成绩都放弃,决定到昆山重新开始。对于苏延奇来说,这感觉就是三级跳,从农村到县城,再到富裕的昆山,“这对于我们家庭来说,尤其对我们这一代来说,确实是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平台。”
  
  前不久,苏延奇去上海参加了大学同学的聚会,他们当中大部分的人都选择留在了上海,干上一份稳定且收入不错的工作,发展都很好。“以我的性格,如果没有出国,或者没有回到父亲的公司,可能也就像我的同学一样,按部就班的去当白领、金领了。但是因为有父亲给我提供的这个平台和基础,我的确得到了比别人更多的机会,我没有太多的包袱,也欣然接受这个平台,只要做得更好不就行了。”苏延奇对于“接班”有着极为健康的心态。
  
  尽管名牌大学出身,又有着国外学习工作的背景,但在苏延奇看来,最好的学堂,就是在父亲的身边。“进入公司两年多的时间,当你真正跟他接触,会发现父亲真的是个粗中有细的人,做事情深思熟虑,在每个细节上也都会做得很到位。此外,他的坚持,也值得我学习,比如曾经我们要上一个项目,一开始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,而项目本身的实施也是困难重重,我当时就觉得实在不行就放弃,而父亲却在一直寻找着解决办法,直到最终成功。这事情给我的触动很大,遇到困难不要把它想成大山一样地挡在前面,其实就只是一张窗户纸,找到方法,轻轻一捅,就会光明。”
  
  说起和父亲的差距,苏延奇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,但很深刻:“我每天晚上可能也会想明天起床了要做什么,要有哪些改变,但第二天早上起来,还是会按照平时自己的习惯在做。而父亲则是晚上想到什么,早上起来立刻实施。就这一点点的差别,就将成功与普通变得泾渭分明。”
  
  而在很多人看来,高学历的苏延奇,在文化水平上的优势应该相当明显,但他却说,从另一面来看,这也是弊端:“无论是从敬业、创业精神来讲,还是那种勤奋打拼,一丝不苟的态度,我要向父亲学习的还有很多。父亲也许因为知识水平有限,他只要听到什么事情,就会马上去了解,生怕漏掉一个机会,而我也许是因为读书比较多,在很多情况下简单一听,就判断这个事情不可能,也就不会再考虑了,机会也就这样错过了。做企业,还是要像父亲那样踏踏实实地去干。”
  
  对于儿子的表现,苏善珍也很诚恳地表示:“第一年刚回来的时候,我真的很失望,完全就是一个书呆子,也都是西方的那一套思维方式,对中国的人情世故了解的太少。为此我曾经多次跟他谈话、沟通。也许因为年轻,也许因为聪明,也许因为理解,一年之后,他的转变和适应之快,是我没有想到的,而他能够这样尽心尽力为这个企业付出,我也是很感动的。无论是政府官员,还是朋友客户,都对他的工作能力和为人赞赏有加。”苏善珍谈到这些,脸上始终挂着微笑。他还说,苏延奇一开始去谈生意,他还是挺担心的,一直嘱咐苏延奇遇到问题一定要及时通电话,第一个单子可能通了几个电话,而到了第二个单子,就只打了一两次,第三个单子他就完全放心了⋯⋯
  
  如今在凯宫,父子两个齐上阵,从整体来说,苏善珍把握着企业大的发展方向,而苏延奇则负责人才引进和进出口贸易这一块,因为他的学历和语言的优势,让他在这两方面做起来游刃有余。而具体来说,“盾构机”则是苏延奇真正的挑战。
  
  苏善珍觉得自己很幸福,儿子和他在一起,总是能够准确把握他的想法,并通过自己的智慧,很好的实施。采访过程中,苏善珍曾提到:“5年之后,我要开始出去玩,享受一下人生,对于企业我只要把握住大的方向,在儿子需要的时候,给一些建议和帮助就可以了。”而在采访的最后,他又提起了这个计划,但却看似无意的将这个计划延后了一年,儿子苏延奇对此有些敏感,用玩笑地口吻说:“您刚才不是说5年吗?”
  
  其实,他和他都清楚的知道,这其中的差别不仅仅是用“一年”来衡量,而是取决于苏延奇真正成熟的时间,哪怕就是明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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